魏晨：疫情下的基金会，是否产生过无力或专业上的羞耻感？
导读：
为响应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决策精神，有序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启动“战疫中的基金会”专题行动（详见阅读原文）。
近期，我们邀请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晨对战疫中的基金会行动进行点评。他首先肯定了基金会的价值，但认为基金会在回应需求的“精准性”“有效性”有待商榷，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互联网时代下，基金会如何提高合作能力、打开组织边界？
▲本文经作者确认发布，谨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感谢志愿者王会贤的采访和整理。
因为疫情尚未结束，目前没有可参考的完整公益行动数据，以下观点仅基于前面可观察到疫情爆发阶段的情况，不包括现在疫情平稳期的情况。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力量来说，其应对场景的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其他类型灾害、事故。我们对它的认知是比较少的，任何一方应对起来都难免犯错。同时，因为它的高度风险性，介入需要符合基础标准，有门槛，并非所有机构都能很容易地参与。
三个维度看基金会表现
总体来看，基金会确实做了很多事，包括筹款、捐赠物资等，但实际效果如何有待考量。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观察基金会的表现。
01 从民众的感知上
是否感知到了基金会做了哪些事情，尤其是效果的感知，而不是行动过程。从社交圈、自媒体、传统媒体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志愿者、社工、民间团体比如校友会（也是基金会）等，他们积极活动在一线以及物资购买、投送的过程中。但是，基金会在舆论传播层面的声音是比较少的，包括基金会领域自身的领袖人士，也几乎没有发声，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失位。
* 图片来自网络
总书记在“2·23”重要讲话中，对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提到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社工、义工和志愿者等组织、群体的作用，这是对社会力量的肯定，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疫情的爆发阶段从影响力、效果上来看，基金会的工作成效没有那么明显或者说工作没有被感知到。
02 从行动效果上
基金会的筹款是否真正解决了抗疫一线的问题。
疫情防控最需要的不是钱，是口罩、防护服等等，需要的是非常精准的支援。在这一点上，很多志愿者组织，利用社群、自媒体的便捷和人数多、成员多元化的优势，在采购、物流、通关等方面的接通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在大家都买不到物资的情况下，“能够买到”的能力就很重要。志愿者组织确实很松散，但行动非常有效果。可以说，在前期生产能力没有恢复的情况下，武汉很多医院的物资是这批人从全世界买过来填补的。
03 从印象形成上
民众确实对基金会存在刻板印象，而武汉红十字会的舆论风波让公益行业声誉再次受损。
目前看来，基金会肯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应对的精准性、有效性，仍然值得商榷。整体而言，其实有一点尴尬。
谁更适应互联网？
基金会在外部协作能力、价值链传导、组织架构上存在不足
此前，我一直认为社会组织效率来自于严格的管理，但这次疫情让我改变了看法：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外部协作能力非常重要，价值链的共生能力特别重要，组织边界与互联网边界相同且收缩自如特别重要，具备这三方面的特征，协同与动员能力才会真正提升，才能有效应对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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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组织的高效管理靠的是价值认同，而不是科层、绩效、评估。而志愿者组织的边界是与互联网边界高度契合的，看似松散的结构，要求工作放量的时候，利用互联网有效联系各种资源与团队，迅速组合成新的巨大组织形态，速度与质量都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中间的动员力就是志愿者共同的抗疫目标与共生的社会价值。
相较之下，基金会的外部协作能力、价值传导上的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少数有自己协作网络的基金会，其他基金会由于组织形态固化，反应速度与适应能力难以跟上外部变化，无法将自己的组织边界放大到互联网边界，无法做到最大规模的有效协同，无论投送物资还是早期的协作价值链传导，都出现了问题。
做出以上的判断，我个人也比较意外。基金会不缺乏应急响应网络和救灾经验，这方面的应急机制也已经存在，但为什么之前形成的网络，这次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呢？当然一种解释是这些网络与公共卫生领域关联度低，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门槛较特殊等原因。但是也可以看出，原有网络的包容度、弹性、边界开放性有一定问题，无法有效的进行迁移适应。
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谁更适应互联网？基金会现有的组织网络，和这个时代的共享、共生、共建的互联网生态，是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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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疫情这种具有复杂性、多层次的“长投影型危机”，其影响会延宕不已，会波及个体、企业生存，波及普遍的社会心态，波及不同的舆情场……传统的按部就班的组织应对是完全不够的，需要快速抉择，同时需要具备运用互联网管理、使用互联网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上公益机构容易把自己作为公益理念的传播者、教化者。但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是每个人的价值时代，不是一方传播给另一方价值，一方告诉另一方怎样做，而是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共创目标，共生价值。对这个情况认识不清晰，会表现出社会动员能力不强，价值链不清晰的特征。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危机时刻形成的新思维、新方法以后能否常态化，还有待观察，但未来一定是“决策速度快、协作能力强、调动资源能力强”的机构更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
还有一个现象是此次疫情应对中基金会向上的协同能力是比较强的，比如筹款。但没有官方渠道的基金会向下协作的能力，尤其是社区协作能力是相当弱的，只能尝试通过原来有合作关系的地方社会组织去进入社区，而社区恰恰是防疫第二阶段的关键所在，可以看到一线防控、物资团购、特殊家庭救助都交给了社区工作者，尽管他们可能难以承担这么繁重的职责，但这是政府能够抓到的最有效的抓手。
大陆社区有特殊性，它有基层政权属性、自治属性、商业属性，不是基金会一种社会力量可以搞定的，未来基金会这种社会力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社区，包括原有的社区基金会有没有起到作用，也都是可以思考的。
核心问题是对行业价值的质疑
面对残酷挑战，无能为力背后是专业上的耻辱感
大部分机构会随着危机的不同时刻，体现出不同的组织心理和组织行为。在预警期，大家普遍缺乏准确判断的能力。在爆发期，恐慌也存在于组织内部，表现为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是无能为力，比如面对疫情中个体家庭的惨剧、医疗资源的普遍不足等问题无所适从。这种专业上的无力感背后，是羞耻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羞耻感，而是专业上的——曾经自豪的公益专业性，很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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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行业应该反思的，以前我们觉得很专业的比如工具、渠道、路径，在时代给予的残酷挑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就像打败康师傅的不是其他方便面，而是外卖，这个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这种无能为力感、专业上的耻辱感，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行业的价值和使命，甚至质疑这个行业有无必要的问题。这种自我责问是无法逃避的。
当然，这次疫情延宕至基金会领域的危机，与一般社会组织有所不同的，其他社会组织是财务风险、居家办公效率危机等管理问题，而基金会则是价值危机的问题。
从外部看来，则体现在对基金会工作的不满意。
举个例子，我一位朋友基于前期的红会事件在组织捐赠时表示不信任基金会，并且认为以后不需要基金会，现在可以点对点捐助、区块链很透明、物流公司非常方便，在红会事件中，物流公司两个小时就搞定物资分配问题，为什么需要基金会这个分配效率并不高的中间杠杆？
基金会的中间枢纽作用，本来应该对善款使用起到增值、扩大效果，但现在公众看不到，甚至看到很多效率低、效果差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其他路径可以取代基金会的功能，公众自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
质疑是动力的源泉；
如果没有反思，我们依然不会有进步。
不仅仅是基金会，而是所有社会力量，我们不能在疫情结束后只讲自己做了些什么，多想一想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怎样更好实现这个责任，这个行业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不能再死板地依赖原有的路径，而把错误都归因于别的主体。
对未来基金会发展的几个建议
将合作能力整合到基金会管理能力中，没有合作能力，未来无论筹款、分配还是投放，都会出现问题；
把组织边界打开，互联网时代个人结成的网络是组织的另一种边界，通过社会网络把组织边界延伸到互联网边界，实现社会网与互联网的融合，才能真正有协作；
重新“升维”认识这个时代，从时代出发而不是从僵化的理论出发，思考与提出真正有效的对策；重新“降维”认识一线经验，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出发而不是简单的赋能出发，放下身段参与真正的公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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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魏晨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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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魏 晨
访谈 | 王会贤
排版 | 胡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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